我的手机又响了。不是电话，是微信视频通话的邀请提示音，尖锐又执着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啄木鸟，正笃笃地敲打着我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。
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是“孙莉”，后面还跟着一颗爱心，那是我几年前存进去的，现在看着只觉得讽刺。
我把手机屏幕扣在办公桌上，那嗡嗡的震动感透过桌面传到我胳膊上，一阵烦腻。抬起头，正好对上对面同事小王投来的同情目光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
“还是你那个闺蜜。”小王用口型无声地说，手里还比划着，“今天第几个了。”
我伸出三根手指。上午三个小时，三个视频通话邀请。这还不算中间穿插的十几条六十秒长语音方阵。
小王夸张地做了个晕倒的动作，然后识趣地转回自己的工位。办公室里安静下来，只有空调卖力吐着冷气的声音，以及我手机沉闷而不依不饶的震动。
我知道孙莉找我什么事。或者说，我知道她“又”找我什么事。无外乎是：
“亲爱的，在忙吗。帮我下楼取个快递呗，就在南门菜鸟驿站，包裹不大，就一个纸箱，我买的新款榨汁机到了，晚上给你榨鲜果汁喝呀。”——结果那箱子沉得能砸死狗，我吭哧吭哧扛上六楼，她拆开一看，说是给男朋友买的哑铃。
或者，“宝贝儿，救命啊。我男朋友突然说要过来，我这儿跟猪窝一样，你离得近，快来帮我收拾一下，你最好了，晚上请你吃大餐。”——我牺牲午休时间飞奔过去，把她租的那个一室户从灾难现场恢复到能住人的状态，累得腰酸背痛。她所谓的“大餐”是外卖软件上点的满减套餐，最后还忘了给我点，我只能啃着她冰箱里快过期的面包看她和她男朋友你侬我侬。
再或者，“亲爱的亲爱的，快帮我看看这两条裙子哪条好看，链接发你了。哎呀我选择困难症又犯了。”——我认真对比，给出建议。半小时后她回：“算了，两条都买了，反正不合适可以退。”然后第二天，“亲爱的，裙子到了，你下班顺路来我家一趟呗，帮我试试那条小的，我好像吃多了穿不上，你穿肯定好看，帮我试试嘛，不然退货邮费好贵的。”
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从大学到现在，工作三年，整整七年时间，我好像成了孙莉的一个外挂器官，一个无需充值随叫随到的VIP保姆、情绪垃圾桶、跑腿工具人。
手机终于不震了。世界清静了不到十秒，叮咚一声，一条长语音蹦了出来。
我不用听都知道那六十秒里充满了怎样娇嗔又理所当然的语调。我甚至能脑补出她的表情：微微蹙着眉，嘟着嘴，仿佛全世界都该为她的这点“小事”让路。
我没有点开那条语音，直接长按，选择了删除。
是的，删除。连同之前那三个未接视频，一起删除。
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升起一丝微弱的、近乎罪恶的快感，但很快就被更庞大的疲惫感淹没了。
下班时间到，我几乎是第一个冲出办公室的人。地铁像沙丁鱼罐头，我挤在其中，闷热的空气混合着各种食物的味道，让人头晕。手机又响了几次，都是微信提示音，我没看。
回到家，踢掉高跟鞋，把自己扔进沙发。破旧的沙发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顽固的水渍印子，它看起来像一张嘲讽的脸。
手机屏幕又亮了。这次不是孙莉，是另一个大学同学，拉了一个小群，里面只有我、她，还有孙莉。
同学：“@我 @孙莉 周末有空吗，好久没见了，聚聚。”
孙莉几乎是秒回：“好呀好呀。我周末都有空。亲爱的你呢？@我”后面跟着一个可爱的表情包。
我没吭声。手指无意识地划着屏幕，点开了和孙莉的聊天记录。搜索关键词：“帮我”。
密密麻麻的结果跳了出来，爬满了整个屏幕。
“帮我带份饭回来吧，食堂的饭难吃死了。”
“帮我占个座，第一排，老师眼皮底下我不敢睡觉。”
“帮我看看这篇报告怎么写，你最聪明啦。”
“帮我跟老师请个假，就说我肚子疼。”
“帮我搬家吧，东西不多，就几个箱子。”
“帮我跟老板解释一下，我迟到是因为堵车，你帮我作证。”
“帮我男朋友做个PPT吧，他明天急着要，你文笔好。”
“帮我看看这个合同有没有问题，你知道我不懂这些。”
“帮我…”
我的视线开始模糊，那些字句扭曲起来，变成一条条绳索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七年了，我从一个刚进大学、对友情充满憧憬的傻姑娘，变成了一个资深工具人。我帮她写过论文，帮她追过男生，帮她应付过难缠的导师，甚至工作后还帮她做过她那份本该她自己完成的项目方案。
我得到了什么？一句“你最好啦”，一句“你是我最好的闺蜜”，还有偶尔施舍般的、需要我付出更多劳动才能换来的“请客”。
我曾以为这是友情的证明，是亲密无间。直到最近半年，我才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，这